隨著社會對環保的重視，以及生活環境轉向都市化，許多人已經停止焚燒金銀紙的習俗了，部分宮廟也從善如流，有的停止燒金紙，有的配合政府的政策採取集中焚化，甚至有所謂「以米代金」、「金紙吐司」的「創意」浮出檯面。

這個趨勢所衝擊到的，無疑就是金銀紙業。金銀紙業會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從臺灣的歷史中消失嗎？回顧歷史，其實金銀紙業並不是第一次面臨難關，二十世紀以來，金銀紙業已經承受過有多次經濟、政治甚至是文化方面的打壓與打擊。

以下透過日治時代新竹金銀紙業的報導，整理出一段日治時代的新竹金銀紙業史，看到深植漢人宗教信仰的金銀紙，在大風大浪中所顯現出來的韌性。

新竹金紙的原料仰賴對岸進口，清代時期新竹的金銀紙製作仰賴進口的「甲紙」，由福建福州製作、出口到新竹舊港。「甲紙」又稱「粗紙」、「粗唐紙」，其品質不比書寫用紙，但論成本與質地，則正好拿來製作焚燒用的金銀紙。然而臺灣割讓給日本之後，與中國的往來就多了關稅障礙，製作金紙的原料「甲紙」物價飛騰，成本陡增，再加上明治33年（1900）前後新竹市消費低迷，導致金銀紙業陷入蕭條。

在「甲紙」進口不穩定且價格高昂的情況下，新竹開始有人利用在地的材料，發明新的製紙方法：苧麻是新竹向來盛產、穩定向中國出口的貨物，故以苧麻布為基礎，均勻澆淋竹製紙漿製成的紙，雖然粗糙不堪，卻能夠替代福州甲紙成為穩定的金銀紙原料。

有穩定的原料再加上精進的技術，明治41年（1908）新竹更新開了許多間金銀紙作坊，再也不必仰賴中國進口了，再加上中元節普渡祭典大量需求的預期心理，讓金銀紙業較諸其他行業更早復甦起來，然而整體市況尚未振興的結果，導致短暫期間內供過於求。

明治43年（1910）起，新竹市況日漸興盛，過年、中元的金銀紙需求都讓金銀紙鋪門庭若市，甚至大正3年（1914）對於新竹產業的一些調查也指出，金銀紙業較諸其他工業興盛，排名起來產值位居全臺第三，當時新竹城裡有二十餘間金銀紙作坊，中港（竹南）也有六間，而且所得利潤也比其他產業更高，其背後原因就在於原料不仰賴外地輸入，故能增加獲利空間。

整個1910年代是金銀紙業持續欣欣向榮的時期，隨著鐵路、輕軌等交通的開通，進香旅行更加便利，今天的桃竹苗三地每逢過年過節多有來參拜新竹都城隍的香客，不僅出現了廣大的市場，供應範圍也擴及新埔、北埔等地。而金銀紙商戶間也競爭激烈，一度出現協議一致價格阻絕惡性競爭的情況。

1920年代後金銀紙業開始遭遇到文化改革的挑戰，報紙日文版出現廢除金銀紙，認為燃燒金紙實在是一種造成國民經濟損失的行為，開始有庄長等地方人士在推動廢除金紙、模仿日本設立奉納箱的措施。無獨有偶，新竹市內以仕紳商人為主要參與人員的北管軒社「新樂軒」，於昭和3年（1928）組織「禁燒金紙會」，推動漸進廢除金紙的運動。

雖然有廢除金紙倡議的壓力，對金銀紙業來說並立即無傷害，一份昭和4年（1929）的統計指出新竹州（整體桃竹苗地區）有九十一戶金銀紙作坊，產額高達五十萬銀元，還不足以供應新竹州地區高達一百萬銀元的消費額。甚至在昭和7年，金銀紙業還組成同業團體來參與內媽祖繞境，可見勢力尚稱穩固。

昭和11年（1936）據稱是「市民自覺、協調」發起的「新竹生活改善會」，在日本眾官員的祝福下成立了，開始以強硬姿態著手推動廢除金紙、廢除爆竹、穿和服、改姓名等等。這回金銀紙業者真的大感緊張，一度有要興起反抗運動，然而最終無法與皇民化的高壓政治力抗衡。

昭和12年（1937）8月該會延請日本僧人在新竹都城隍廟舉行祭禮，以日本佛教的禮節向城隍爺稟告終止燒金紙的決策，同年11月，全市同步毀壞大小廟宇金亭。如此一來，金銀紙原本市內有兩百餘處販賣處，昭和17年時只剩四、五家了，該年政府直接勒令金銀紙業當在9月以前全部轉業，所有人當投入戰爭相關產業，新竹的金銀紙業至此可以說是完全停頓了。

回顧歷史，日本政府雖然確實從一開始就對焚燒金紙沒有好感，認為是一大陋習，但是出於工業發展的角度，不對金銀紙業進行干涉。因此，金銀紙業在1930年代之前，成功率先克服兩岸關稅的挑戰，發展出在地原料、在地製法的策略，到了戰爭時代為了動員全體國民，日本政府才強硬地勒令停業。新竹金銀紙業的這段簡史，除了破除日治時代臺灣人傳統祭禮全面被禁的錯誤印象，應該也能對金銀紙業的將來有所啟發。